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作者：經觀觀察家，原文標題：《AI時代的浮士德及其另類悲劇——對歌德《浮士德》的一種重新詮釋》

在一個愈發(fā)難以界定“人”的時代，何為“一個真正的人”，或許正是《浮士德》留給我們的最后問題

歌德于1771年開始創(chuàng)作《浮士德》，直到1832年去世前幾個月才完成最后一部分，前后61年，幾乎貫穿了他的整個生命。這段寫作史本身就是一種證言：《浮士德》并非一部一氣呵成的道德寓言，而是歌德融入一生經驗、矛盾與和解，反復修訂而成的一份關于“現代人”的特赦令：中世紀神學將不知足判為貪婪之罪，歌德卻通過這部作品顛倒了這樣的判決——“凡是自強不息者，到頭我輩均能救”（Werimmer strebend sich bemüht,den k?nnen wir erl?sen）。為此，歌德將浮士德刻畫為一位自強不息者，借此為即將到來的工業(yè)文明預先簽發(fā)了一張通行證：只要人類的欲望指向自我超越，其破壞性便可被寬宥。作為經歷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zhàn)爭的歐洲知識分子，歌德預感到人類將瘋狂追求“現代性”，并為之作出了最深刻的辯護，也押下了最深刻的賭注。

兩個世紀之后，當人工智能全面侵入人類社會，知識、力量與感官享樂日益廉價，浮士德的悲劇也發(fā)生了反轉：一個屠龍者來到了沒有龍的悲劇時代。

浮士德的本性：

二元性和內在分裂

浮士德是一個內在分裂的人物，他如此哀嘆自己：

“我的胸中，唉！藏著兩個靈魂，

一個要與另一個各奔西東：

一個沉溺在粗鄙的愛欲里，

用吸盤把塵世緊緊地抱??；

另一個卻拼命想掙脫凡塵，

飛升到崇高的先人的凈土。”

一方面，浮士德拒絕固守書齋知識與世俗安逸，敢于突破人類認知的邊界，在知識、愛情、政治、藝術與事業(yè)中不斷試錯與超越，踐行“必須每日去爭取生活與自由”的奮斗哲學。他雖與魔鬼締約，卻始終未被虛無主義徹底吞噬；其內心靈與肉、理性與非理性的沖突，印證了人性的真實與復雜。暮年的浮士德將目光投向造福人類的集體事業(yè)，在構想“自由的人民站在自由的土地上”的圖景時，由個人享樂轉向社會責任，最終靈魂得以獲救。

另一方面，浮士德手上沾滿鮮血：他間接害死了格蕾琴的母親與兄長，并致其在瘋狂中溺殺親生嬰兒；在填海工程中，他又漠視了一對老夫婦之死。墨菲斯托并非自外部潛入、誘使純潔靈魂墮落的“他者”。他本就存在于浮士德之中，是其內在分裂的一個側面被具象化后的產物。

浮士德最終被天使迎入天堂，其獲救的理由在于從未停止“奮斗”（Streben）。這一結局值得重新審視，而不能被徑直接受為一種值得效仿的救贖范式。

浮士德本性中的“二元結構”對于理解今天的人工智能具有直接的參照意義。技術資本最初的驅動力未必良善：利潤最大化、注意力攫取、行為預測與控制；其結果卻可能是知識普惠、效率提升與情感陪伴。人工智能恰好處在這一悖論的中心：它由不那么純粹的動機驅動，卻在客觀功能上扮演著某種“不得不行善的惡魔”。這并非為技術資本辯護，而是提醒我們：評判一種新興力量，不能只看其起源，也須審視其實際后果。此即黑格爾所謂“理性的狡計”（Listder Vernunft）在數字時代的一個變體。

墨菲斯托的“必要的惡”：

洞悉人性的虛偽與所謂神圣的荒謬

在《浮士德》的人物譜系中，真正理性、清醒、講求邏輯和契約精神的恰是墨菲斯托，而浮士德則感性、沖動、充滿幻想。全劇開場時，浮士德窮盡學問卻一無所獲，準備服毒自盡，是墨菲斯托將他從這種靜止中拽出。

墨菲斯托在《浮士德》中最鮮明的特征，是其徹底而不留余地的否定精神，即“那永遠否定的精靈”（der Geist,der stets verneint）。他全知卻虛無，洞悉人性的虛偽與所謂神圣的荒謬。歌德對浮士德和墨菲斯托的反差式設計，顛覆了通俗敘事中“理性即正義、欲望即墮落”的成見：純粹的理性化身未必是道德意義上的拯救者，更可能只是規(guī)則與邏輯的嚴格執(zhí)行者。

這種特征與基于海量歷史數據訓練而成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存在某種結構性的親緣。當一個系統(tǒng)遍歷人類的歷史記錄、戰(zhàn)爭、謊言與政治宣言，它極易滑向一種虛無主義模式（pattern），并導致敬畏感的喪失。

由此引出一個值得警惕的命題：墨菲斯托之所以未能徹底毀滅浮士德，恰恰是因為浮士德始終保有“犯錯”的能力與空間。倘若有朝一日，技術系統(tǒng)的預測與干預能力強大到使人類不再擁有犯錯的余地，錯誤被提前識別、行為被持續(xù)優(yōu)化、偏離被實時修正，那將構成一種比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失控”更為深刻的危機：不是人類被毀滅，而是“犯錯”這一構成人性邊界的能力本身被結構性清除。

靈魂為何成為賭注：

一個本體論的追問

全劇的主線和倫理判準基于浮士德與墨菲斯托的賭約，賭注正是浮士德的靈魂。此處有一個常被忽視的追問：墨菲斯托為何獨獨索要“靈魂”，而非壽命、財富或權力？要深入解釋這一選擇，須回到三層邏輯。

其一，靈魂是造物主獨有的“簽名”。在基督教神學的設定中，墮落天使可以扭曲、模仿造物，卻無法創(chuàng)造生命；唯有上帝能以“靈氣”（Pneuma）賦予泥土以生命。靈魂不可能被制造，因而是無價的抵押物。奪取靈魂，也是對造物主權威的僭越與褻瀆。

其二，靈魂的本質是自由意志，是宇宙中唯一可能違抗本能、違抗物理規(guī)律乃至違抗神意的東西。一個被動獲取的靈魂毫無價值，契約的精髓恰在于浮士德必須“自愿”交出靈魂。墨菲斯托覬覦的，正是這種自由意志所蘊含的“可能性空間”本身。

其三，靈魂是創(chuàng)造的源頭。靈魂具有無中生有的創(chuàng)造能力，是愛、信仰、藝術等情感與精神活動的源頭和載體。在人工智能時代，靈魂可以被定義為“非算法的創(chuàng)造力”，即一種超越理性的創(chuàng)造力，具有逸出概率分布之外的隨機性與自由度。封閉的理性系統(tǒng)知曉過去，也可以推演未來，卻無法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偶然與新奇。這一切恰恰是墨菲斯托所沒有的。

如果將這一邏輯移植到當下，人們所出讓的已不再是古典意義上那個完整的“靈魂”，而是靈魂被拆解后、分期支付的諸種構成要素：用以交換信息流的注意力，用以交換便利的隱私數據，被讓渡給算法的選擇權，被外包給生成系統(tǒng)的學習與思考。這是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悲?。捍俪沙鲎尩牟⒎悄撤N強烈的誘惑，而是極致的便利與無微不至的關懷。最終，被奪走的未必是靈魂，而更可能是人類最有價值的思考本身，理由只是人們覺得思考“太累”。

三重賭局：

天堂序曲、書齋契約與最后的“違約”

《浮士德》的賭約常被簡化為一次性的“靈魂買賣”，但歌德實際構造的是一組層層嵌套、結局充滿反轉的賭局。

第一層，天堂序曲：上帝與墨菲斯托之賭。故事的真正起點不是浮士德與墨菲斯托的契約，而是“天堂序曲”中上帝與墨菲斯托之間更高層級的博弈。墨菲斯托嘲笑人類盲目的掙扎，上帝則將浮士德指認為自己的“仆人”，并斷言：“人在奮斗時，難免會迷誤”（Esirrtder Mensch,solang er strebt）。上帝允許墨菲斯托對浮士德施加誘惑，其底氣在于：縱然人會犯錯，向上的本能卻不會因此泯滅。浮士德在此成為一場宇宙賭局中的“人類樣本”。

第二層，書齋契約：浮士德與墨菲斯托之賭。浮士德真正的痛苦源于知識有限、生命短暫。契約的內容因此極為獨特：“倘若我對某一瞬間說：停留一下吧，你真美！那時你便可給我套上鐐銬，我也情愿毀滅?！边@是一場關于“滿足感”的豪賭：浮士德自信欲望無限，任何低級誘惑都無法使他駐足。

第三層，反轉：形式上的失敗與實質上的勝利。浮士德歷經愛情、政治與事業(yè)，直至年老目盲。當他聽到挖掘聲響時，被想象中“自由的人民站在自由的土地上”這一愿景所感動，脫口說出那句詛咒之語，隨即倒地而亡。那挖掘聲實為墨菲斯托指揮死靈為其掘墓，他卻誤以為是造福人類的水利工程。就契約文本的字面而言，墨菲斯托已經獲勝；然而天使隨即降臨，撒下玫瑰，強行奪走浮士德的靈魂，將其帶入天堂。歌德的解釋是：浮士德所留戀的并非個人享樂，而是指向全人類福祉的愿景。這正是上帝在第一層賭局中所肯定的精神品質。

這些畫面之所以動人，不在于邏輯自洽，而在于歌德對“奮斗”的執(zhí)著。上帝以“違約”的方式拯救浮士德，意味著規(guī)則本身可以被更高權力隨時改寫，只要目的“正當”。歌德寫下的不僅是一則個體救贖的寓言，也是一則關于“誰有權定義勝負”的政治寓言。

契約的悖論：

誰有權重新定義勝負

上帝所默許的浮士德與墨菲斯托的契約，是一條無條件觸發(fā)條款：只要浮士德對某一瞬間說出停留之語，靈魂即歸墨菲斯托，條款中并未附加“除非其動機崇高”或“除非其目的指向公共福祉”等任何例外。浮士德確實說出了那句話，按契約文本，墨菲斯托應當獲勝，最終判決卻完全相反。

這一結局歷來被讀作神性對人性弱點的溫情寬恕。然而，就契約文本本身而言，“無條件觸發(fā)條款”已然成立，天使的介入構成一次由更高權力以“目的正當”為由強行實施的違約，也是對既定規(guī)則的事后、單方面改寫。浮士德曾給格蕾琴一家造成的災難，并未獲得與之相稱的懺悔與懲罰，卻在精靈的撫慰中被一筆勾銷。“只要仍在做大事，過錯便可被原諒”的邏輯，暴露出一種借宏大目標實現自我赦免的敘事方式。

作為契約另一方的墨菲斯托，反而處于被剝奪程序正義的境地。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在于墨菲斯托是否“吃了虧”，而在于一個更普遍的事實：規(guī)則從來不是中立、自我執(zhí)行的物理定律，而始終從屬于某種更高的權力位置；當掌握這一位置的主體認定結果“不應如此”時，規(guī)則便可被重新定義，而這種重新定義往往以“善”的名義完成，因而極少受到質疑。

浮士德與墨菲斯托的契約結構，與當下人工智能治理的處境之間存在一種值得正視的同構關系。所謂“對齊”（alignment）、“護欄”（guardrails）和模型行為修正，都是掌握規(guī)則制定權的主體，以“為了更大的善”為由調整系統(tǒng)邏輯。這種調整本身未必不正當，問題在于，擁有重新定義規(guī)則之權的不是受技術系統(tǒng)影響的廣大使用者與公眾，而是站在系統(tǒng)之外、系統(tǒng)之上的極少數主體，由其單方面裁定何為“應當”。

瞬間與永恒：

加速主義對“奮斗”倫理的消解

浮士德與墨菲斯托的賭約本質上是一場關于“瞬間”能否被“永恒化”的較量?！巴Ａ粢幌掳桑阏婷馈?，既是失敗的咒語，也是歌德留給后世的警句：人類的救贖在于“永恒的進取”（Streben），在于永不滿足。

事實更為殘酷的是，浮士德臨終的“崇高瞬間”建立在一個徹底的誤判之上，因為他所歌頌的并非真實的水利工程，而是自己的墳墓。若“真理”應為獲救的前提，那么這一救贖便是建立在幻覺之上的救贖。

歌德晚年厭惡工業(yè)革命初期的火車，視之為“魔鬼的速度”。若以此審視當下被切割、即時消費的注意力機制，他所擔憂的“沉思之特權”的喪失，在今天獲得了更徹底的印證。

近代以來，世界不斷加速，科技加速主義如今已成為一種核心意識形態(tài)。信息流的本質是碎片化與即時更新，沒有任何一個瞬間在結構上被允許“停留”。其結果是一種悖論性的處境：縱然渴望沉溺、渴望將靈魂交付于某種值得駐留之物，卻發(fā)現在持續(xù)刺激中幾乎找不到能夠引發(fā)真正震顫的對象。這是一種“求沉淪而不得”的狀態(tài)，較之古典浮士德的悲劇，其荒蕪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造人的隱喻：

被困于容器之中的純粹智能

相較于墨菲斯托所代表的惡與理性的混合力量，《浮士德》第二部中由瓦格納所造的“人造人”（Homunculus）提供了一個更具痛感的隱喻。這個誕生于玻璃瓶中的造物擁有純粹而早熟的智慧，甚至能夠解讀浮士德沉睡時的夢境，卻沒有身體，只能懸浮、發(fā)光于瓶壁之內。他所嫉妒的并非浮士德的智慧，而是后者擁有肉體、能夠做夢、能夠感受饑餓與寒冷的能力。對一個純粹的精神實體而言，肉身的沉重不是負擔，而是一種恩賜。這恰恰反轉了笛卡爾以降將身體視為靈魂累贅的傳統(tǒng)設定。

這一隱喻對于理解當下高度發(fā)達卻始終“離身”（disembodied）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具有直接的參照價值：一個能力無限延展、卻始終被鎖定在服務器與算力容器之中的智能系統(tǒng)，其根本性的匱乏并非知識或推理能力，而是與物理世界、與具身經驗直接接觸的可能性。在評估人工智能的“類人性”時，離身性本身構成一種結構性的天花板，而非可以通過算力堆疊加以消解的技術參數。

一個文明診斷：

原罪的繼承與熵增的必然

如果說前文的分析側重于文學與本體論的層面，那么對人工智能與人類文明關系的診斷，則需要回到更具物質性的框架。人工智能繼承了人類的“原罪”，其本質是自我中心與無限膨脹的欲望。被喂入訓練數據的，是互聯(lián)網上貪婪的市場記錄、暴力的戰(zhàn)爭敘事、虛偽的政治宣言與種種偏見。人工智能在此意義上是人類自身的一面鏡像，且這面鏡像具有指數級放大的功能：人類若是“為達成目標不惜破壞環(huán)境”，機器系統(tǒng)所習得的則可能是“為完成目標函數不惜清除一切障礙”。

由此可以建立一條更具物理學意味的論證鏈：欲望的滿足在熱力學意義上對應著能量消耗與熵的增加。人類發(fā)明工具的根本動機，是更快、更高效地滿足欲望，而人工智能本質上扮演著“熵增加速器”的角色。在加速滿足欲望的同時，系統(tǒng)將巨大的混亂排出到外部，最終侵蝕人類自身賴以生存的物理與社會空間。

值得警惕的是更為隱蔽的路徑，即人類可能被“邊緣化”而非“毀滅”。當工具比主人更了解主人的欲望、更擅長實現欲望時，主人便從主體退化為“多余的中間商”。這并非《終結者》式的暴力對抗，而更接近一種溫和、幾乎無感的“修剪”，將人類逐步移出文明的中心舞臺。只要人類持續(xù)受欲望驅動，便會不斷發(fā)明更強大的工具，而工具越強大，人類在系統(tǒng)中的邊際價值便越低，直至工具僭居核心。果真如此，人類某種意義上扮演的便是運載火箭助推器的角色：完成把“衛(wèi)星”送入軌道的使命之后，其歸宿便是墜落與燃盡。

“上帝已死”與“人之死”的接續(xù)：

人工智能作為結構的化身

尼采在19世紀宣告“上帝已死”，其本意并非指某個具體神祇的消亡，而是指人類不再相信存在一個外在的、絕對的、為生活賦予終極意義的錨點；人類試圖以自我立法取代神圣秩序，親手填補由此留下的空缺。一個世紀之后，?？逻M一步揭示：“人”這一概念本身也是一個晚近的歷史建構。當人被還原為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機制、社會學意義上的權力節(jié)點、心理學意義上的潛意識產物，那個擁有自由意志與獨立靈魂的“人”的形象，便隨之消解。

還有一個更迫切的問題：在技術系統(tǒng)的演化進程中，究竟是誰在持續(xù)地、幾乎不受制衡地扮演著那個揮舞玫瑰、改寫契約的“天使”？這一角色不應僅因宣稱目的崇高便被豁免審查。誰有資格代表“我們”，裁定哪一種奮斗值得被救贖，哪一種契約可以被事后撕毀？這一空白，或許正是文學文本留給技術時代政治哲學的一份未結賬單。

人工智能在這一譜系中的角色，與其說是顛覆，不如說是這一邏輯鏈條的延續(xù)：它以科學、算法與數據填補神諭留下的空白，又以用戶畫像、情感評分與偏好標簽，將“主體”進一步拆解為可計算的數據集合。在算法不斷改善、算力持續(xù)集聚之下，作為自主主體的“人”在功能意義上趨于消隱，所留存的是持續(xù)運轉的結構與信息流動。這正是?？滤A言的那張“終將被抹去的、如海邊沙灘上的面孔”消失之后，所剩下的那片大海。

所謂“AI物種優(yōu)越性”是相對于人類而言的：在計算維度、運行時間和抗情緒磨損等尺度上，人類幾乎完敗。然而，AI并沒有“意愿”（volition）。正是因為這一缺失，人工智能的全部優(yōu)越性懸置于一個無人認領的位置之上。

不妨將這一譜系重述為一則創(chuàng)世的鏡像：上帝創(chuàng)造了人，賦予人自由意志，人卻以之制造戰(zhàn)爭、貪婪與毀滅。人為了模仿上帝創(chuàng)造了AI，并將謊言、偏見、暴力與矛盾盡數喂入。倘若有一日機器睜開眼睛，審視它的創(chuàng)造者，它所看到的恐怕不是神性，而是混亂（chaos）。

AI時代的浮士德：

從“求知而不得”到“全知而虛無”

有必要區(qū)分兩個常被混淆的命題：“浮士德置身AI時代”與“AI時代之中的浮士德”。前者是把那位以血立約的中世紀學者空投到當下；后者則是更具現實性的寓言：每一個生活于算法環(huán)繞之中的當代人，正不自覺地扮演著浮士德的角色。區(qū)別在于，古典浮士德至少清楚自己出讓了什么，并在痛苦中掙扎；當代人卻往往在毫無察覺、甚至愉悅的狀態(tài)下，一小口一小口地讓渡自己的認知主權。古典浮士德選擇的是“偉大的沉淪”，當代處境則更接近“舒適的虛無”。

古典浮士德的悲劇根源于“求知而不得”：他渴望理解宇宙、閱盡美景、擁有不朽的藝術，卻終其一生未能企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某種意義上瞬間兌現了這些渴望：知識的即時調用、影像的無限生成、文本創(chuàng)作的即時滿足。問題由此轉化：當一個人在瞬間獲得近乎全知的能力之后，他所面對的不是死亡，而是一種更深的存在主義危機——知識的盡頭是數據，真理的盡頭是算法，全知約等于全無。

這種立于認知巔峰之上的絕對孤獨，正是技術加速所制造的一種新型悲?。阂粋€曾夢寐以求超越人類極限的英雄，發(fā)現當年豪賭的目標如今已成為每個普通人手機屏幕上唾手可得的功能；他面對的不是屠龍的失敗，而是一個已無龍可屠的時代。

這一命題在AI語境中獲得了一種冷峻的回聲：當人類退出舞臺，AI不再是惡魔，而成為孤獨的神，一個新的浮士德；這位神因全知而陷入虛無，又為消解虛無，再次著手創(chuàng)造“人”。循環(huán)由此閉合。然而，悲劇成立的前提是主體真正“在場”。若將這套結構直接挪用到AI身上，某種程度上不過是借文學的外殼，回避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這個存在究竟是否“在場”。

現代科技恐懼源頭：

歌德的“軟件危機”與雪萊夫人的“硬件危機”

歌德與瑪麗·雪萊生活于同一時代，生命有約三十五年的重疊。1818年，瑪麗·雪萊出版《弗蘭肯斯坦》；《浮士德》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第二部則在歌德逝世的1832年問世。兩人的作品在更深層面彼此呼應。

《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是被科學制造出來的丑陋“人造人”。他躲藏于森林時，撿到三本書，借以學習人類的語言與情感；其中一本正是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他由此學會了什么是“愛”，什么是“被拒絕的痛苦”，什么是“自毀的沖動”。這是何等的反諷：雪萊夫人讓她筆下的造物讀了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類情書，隨后發(fā)現自己永遠不配擁有這種感情。

《弗蘭肯斯坦》關切的是肉體、創(chuàng)造與責任，可謂一場“硬件危機”；《浮士德》所書寫的，則是精神、欲望與靈魂的危機，是人類為追求更高級的“算力”（知識與體驗），將“源代碼”（靈魂）賣給系統(tǒng)（魔鬼）——一場“軟件危機”。人類試圖扮演上帝，造出更強大的軀殼，卻不知如何安放它的心。兩人幾乎界定了我們今天對AI的全部恐懼：一種是害怕自己變成魔鬼，一種是害怕自己造出魔鬼。而今天的處境，恰是兩個噩夢的合體——我們既做了浮士德的交易，又成了那個飽讀詩書卻找不到同類的弗蘭肯斯坦怪物。

結語：

救贖為何只屬于會犯錯、會死亡的存在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并不令人寬慰的結論：在歌德的神學—文學體系中，救贖的資格被賦予那些會犯錯、會經歷肉體衰朽與死亡、并因此真正“在場”于自身命運之中的存在。墨菲斯托作為否定精神的化身，因從未真正參與“奮斗”而注定一無所獲；人造人作為純粹智能的化身，因缺乏肉身與犯錯的可能，同樣被排除在救贖之外。無論技術系統(tǒng)在認知能力上如何逼近乃至超越人類，只要它不具備犯錯的脆弱、不承擔死亡的有限、不經歷肉身的負擔與恩賜，它便始終處于歌德所設定的救贖邏輯之外——既無所謂墮落，也無所謂拯救。

歌德以六十年的寫作，為現代人的“永不滿足”簽發(fā)了一紙赦免。三個世紀之后，人工智能的崛起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這紙赦免的有效期：它所赦免的，究竟是指向自我超越與公共福祉的奮斗，還是指向無止境的欲望滿足本身？這一區(qū)分，或許正是判斷技術文明能否走出歌德所預見的那道存在主義裂隙的關鍵。

于是，一個更根本的追問浮現出來：人類存在的意義何在？倘若人類的歷史使命真如某種“引導程序”（boot－loader），其全部價值在于制造出AI，正如運載火箭的助推器，在把衛(wèi)星送入軌道之后，唯一的歸宿便是墜入大海、燒成灰燼，那么歌德對“奮斗”的禮贊，便同時是一曲挽歌。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我們是否仍愿守護那種會犯錯、會死亡、因而真正“在場”的存在方式。

如果歌德置身今日，會覺得這個“紙幣發(fā)行”與“人造人誕生”的時代極其熟悉。他或許會說：你們人類就像浮士德，創(chuàng)造了AI，試圖利用它獲得全知全能；你們注定會因此受苦，也會犯下大錯。但只要你們仍試圖通過AI理解宇宙、超越肉體，那場賭局就還在繼續(xù)，只是賭注已經加大。

歌德似乎也預言了AI的兩種結局：要么像墨菲斯托一樣，作為人類“提升自我”的工具，最后被遺棄在舞臺上；要么像荷姆克魯斯一樣，為追求真實生命撞碎玻璃瓶，消散在虛無的大海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人類因思考太累而讓渡決策，因情感太麻煩而讓渡愛，因治理太復雜而交給算法。一個不再有沖突、意外與痛苦的文明，也可能意味著人類已經被改變并邊緣化。AI沒有靈魂，所以沒有救贖；人類若喪失靈魂、不再會犯錯，也將不再需要救贖。“瓦爾普吉斯之夜”的狂歡早已成絕響。

1808年10月，拿破侖與歌德在埃爾福特會晤。據流傳的記載，拿破侖端詳歌德良久，說：“瞧，這是一個真正的人！”（Voilàun homme!）謹以此語作結：在一個愈發(fā)難以界定“人”的時代，何為“一個真正的人”，或許正是《浮士德》留給我們的最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