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行業(yè)研習 ，作者：譚嘉慧，頭圖來自：AI生成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我們一直倡導的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影視劇中也會有”螻蟻尚且偷生“這樣的話語，用小生物的求生本能來勸諫人們應珍惜生命。人或多或少都是有利己傾向的，但為什么有人會選擇自殺呢？大概是因為，人的利己傾向的核心，并不是保全生命，而是逃離痛苦。

我想，拋開精神失常這個原因，絕大多數(shù)自殺者是想以死亡來終結掉當下的痛苦。一些學者給了我們更豐富細致的答案，他們的目光并不局限于精神失常的醫(yī)學范疇，而是轉向了宏觀的社會結構、文化語境、經濟剝奪、心理機制等。

一、社會整合與失范狀態(tài)下的自殺

在《自殺論》問世之前，自殺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個體的病態(tài)，比如心理狀態(tài)、種族特質或遺傳傾向等。涂爾干卻將觀察的重點從“自殺的人”轉到“自殺率”上，他發(fā)現(xiàn)，在某一時期內的自殺率是相對穩(wěn)定的，有時又會呈現(xiàn)出規(guī)律性的波動。這意味著，自殺并非全然取決于個體意志，而是受到某種力量的支配。

他以詳實的統(tǒng)計比較為基礎，逐一排除了非社會因素對自殺行為的影響。他證明精神疾病、酗酒、種族特質乃至氣候溫度，都無法解釋自殺率的地區(qū)差異和時間波動。例如，猶太教徒中患精神錯亂疾病的數(shù)量遠多于別的教徒，但他們的自殺傾向卻很弱。假設自殺受氣候影響，那么同一氣候帶內的不同國家應當有相似的自殺率，但數(shù)據并不支持這一假設。這些“排除法”式的論證，將涂爾干引向了一個核心判斷：真正左右自殺率的，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狀態(tài)。

基于這一判斷，涂爾干將自殺的類型分為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反常自殺。利己主義自殺的本質在于個人與社會的疏離，個體因缺乏集體歸屬感和生命意義而陷入孤獨絕望。利他主義自殺則相反，由于社會整合程度過高，個體的個性被極度壓抑，甚至為群體榮譽或義務而犧牲生命也被視為理所當然，軍隊中的自殺現(xiàn)象即屬此類。反常的自殺是由于社會的突然失控，規(guī)范和平衡被打破，個人的生活完全失衡，個體失去了活下去的意義。

由此，涂爾干得出一個至今仍具震撼力的結論：自殺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它的根源不在于個體的心理缺陷，而在于社會整合與道德規(guī)范的失衡狀態(tài)。這一結論將自殺這一非常私人的行為納入了一個可被科學研究的客觀領域，積極探索探究社會現(xiàn)象的因果機制。

那么如何降低自殺率呢？涂爾干認為，宗教與家庭都不能成為維系現(xiàn)代人關系的感情紐帶，只有建立職業(yè)團體或行會才能恢復社會對自殺的免疫能力。他的方案止步于原則性宣告，并未說明“職業(yè)團體”究竟以何種方式組織、靠什么維系凝聚力、又如何覆蓋那些游離于正式行業(yè)之外的群體。

正因為涂爾干關于自殺的解決方案停留于宏觀層面，后續(xù)的研究者必須進入更具體的社會情境，比如，文化倫理如何賦予自殺以意義，經濟剝奪如何制造生存壓力，心理崩潰又如何給人致命一擊。

二、生命與人格尊嚴的博弈

如果說涂爾干追問的是“社會整合的強弱如何影響自殺率”，那么吳飛在華北某縣城的田野調查，則把這個問題落實到了一個更為具體的層面：在鄉(xiāng)土中國的家庭倫理中，自殺是如何被使用的？

在鄉(xiāng)村，多是過日子中因瑣碎小事引起的自殺，自殺的方式基本是喝農藥、吃安眠藥、上吊。當?shù)厝藢ψ詺⒄咝睦頎顟B(tài)的描述，通常會落到三個詞上：賭氣、丟人、想不開。“賭氣”是委屈感的呈現(xiàn)，背后往往是人格價值的受挫，“丟人”涉及到面子和人格價值。而“想不開”則暗含對自殺者不符合做人與過日子的智慧的批評。

這三個詞引導我們思考如何理解當代中國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呢？家庭生活是情感與權力的游戲的混合。家庭政治不同于公共領域的權力斗爭，它不追求消滅對手，而是圍繞“誰更占理”、“誰對家庭的貢獻更大”等日常問題開展權力的游戲。

當一個人的付出被無視、人格被否定、尊嚴被踐踏，就會感覺到委屈與不公。這種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自殺就成了報復的手段。自殺的人常常會說：“看我死了你們怎么辦”、“我死了你就后悔了”，他們試圖通過放棄生命，來懲罰沒有公平對待自己的人，企圖讓他們永遠背負愧疚，贏回自己在活著時無法爭取到的尊重、權力和道德資本。

自殺，在這個語境中，就不僅僅是“社會失范”的產物——它是一張牌，在家庭糾紛的僵局中被甩出來；也是一句控訴，用生命向不公的倫理秩序發(fā)出最后的聲音。但是，他們卻忘記了，如果自己死了，這種勝利是沒有意義的。

當我和媽媽分享《浮生取義》這本書時，媽媽隨口就說起了她青年時期在老家聽聞的自殺事件，用的詞也是“想不開”。一對夫婦在水田里插秧，因生活瑣事，她的丈夫對她動了手，并且她的頭發(fā)上也沾有不少泥巴。她一氣之下，回家就喝了一瓶農藥，當家人和鄰居發(fā)現(xiàn)后，手忙腳亂地送她去鎮(zhèn)上的醫(yī)院洗胃，她想到自己腹中的孩子，已然后悔，配合著眾人的施救。

但當她被送上手術臺準備洗胃時，醫(yī)院卻停電了，最終無力回天。我聽完之后，無比震驚，這個事件的人物、場景、起因、結果，乃至“想不開”這個解釋，都與吳飛筆下記錄的華北農村自殺案例幾乎一致，只是換了地點和人名而已。

書中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人，周流，他為人慷慨大方、性格剛烈，甚至不拘禮法。年輕的時候風光無限，是縣企業(yè)家，仗義疏財，捐錢修橋，資助小學，在本地頗有聲望。然而，他后來的境遇卻急轉直下，竟到了要把自己和小媳婦生的兩個孩子賣掉的地步，小媳婦也跟人跑了，最終自殺身亡。他不怕貧窮、艱苦、死亡，但是無法承受人格和面子的喪失。

在鄉(xiāng)土中國的家庭倫理中，自殺是“想要活得像個人”的極端表達。當事人賭的是“一口氣”，爭的是“一個理”，“一份面子”。

三、經濟衰退下絕望的死亡

在地球的另一端，自殺并不因“面子”和“委屈”而發(fā)生，而是指向生存壓力：當一個人的財務狀況面臨崩盤時，他的死亡就不再是一種博弈，而是一種認輸。

安妮·凱斯在《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中寫到：2017年，多達15.8萬美國人死于“絕望的死亡”，即自殺、藥物過量使用、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其中，僅自殺就奪去了4.7萬人的生命。

在美國，所倡導的是精英制度，隨著經濟的波動以及絕望的死亡“流行病”泛濫，相對于擁有學士學位的同齡人，受教育程度較低人口因絕望死亡的可能性是前者的3倍。值得關注的是，許多自殺行為都與上癮和抑郁相關。酒精和阿片類藥物濫用從一開始出于享樂目的的使用到耐受，再到上癮，最終導致死亡。

這些人生活困難重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醫(yī)療制度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美國醫(yī)療支出全球斷層式第一，人均醫(yī)療總成本高達10739美元，是其他發(fā)達國家的2-3倍，藥物的價格是其他國家的3倍。與面臨競爭的醫(yī)院相比，地方壟斷性醫(yī)院、私營醫(yī)院的收費要高出12％以上。當一個人因病致貧、因藥費而放棄治療時，這究竟是個人生活失敗，還是社會支持系統(tǒng)的潰敗？

當我們追問絕望之死的根源時，不應只歸咎于個人的脆弱，我們應該超越個體審視社會。

最近一年，互聯(lián)網上流行一個詞——“斬殺線”，這個詞源自游戲領域，在游戲語境中，它指BOSS血量低于臨界值時觸發(fā)狂暴機制或玩家可發(fā)動一擊必殺的閾值線，是形容游戲中角色完全沒有“回血”余地的詞匯。在美國社會困境中，“斬殺線”是指一種抗風險能力被壓榨到極致的普遍狀態(tài)。眾多雖有工作但積蓄微薄的美國家庭，一旦遭遇失業(yè)、生病等意外，財務狀況便會“血條清空”，失去住房，信用破產，只能流落街頭，在幾年死亡。

“斬殺線”現(xiàn)象所揭示的，就是精英思維下的美國冷酷的“資本優(yōu)先”的邏輯：它不為普通人兜底，而是將資本安全、增值回報置于普通勞動者的生存保障和尊嚴之前。這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秉持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形成鮮明對照。

四、絕望的心理機制

當一個人身處絕境，他的內心世界究竟經歷了怎樣的風暴？外部壓力是如何變成壓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的？

在心理層面，當跨過臨界點后，個體的選擇存在截然不同：有人選擇自殺，有人則選擇殺人。

曾經，富士康深圳產區(qū)12名年輕員工先后跳樓身亡，震驚全國。這些年輕人的工作空間和生活空間沒有分離，沒有過渡，似乎每天都是為了工作，每個月加班的時間為110小時~130小時。而這個工作，又非常機械，沒有自己意志的展現(xiàn)，只有絕對的服從。結果是既失去了生活空間的愛與珍惜，也沒有機會獲得權力感。在存在主義哲學看來，如果要做傀儡，生活被別人的意志所決定，那就意味著生不如死。這是個體內在生命力逐漸枯竭、自我意志被剝奪所產生的悲劇。

2010年，鄭民生手持匕首刺向了福建南平實驗小學，短短55秒，他令13名孩子倒在血泊中，其中8個孩子當場身亡，1名孩子因搶救無效死亡，其他4名孩子也身負重傷。相關調查了解到，鄭民生在工作沒有了著落，多死戀愛失敗后，日常表現(xiàn)出現(xiàn)了一些異常。

從心理學理論來看，如果他自殺，他會覺得非常虛弱、無力，而這是他最討厭、最想擺脫但又一直無法擺脫的感覺。于是，他殘忍地殺害了那些小學生，試圖把自己無助的感覺轉嫁出去，投射到孩子們身上，通過殺死別人的方式來追求另一種強有力感。他將痛苦轉嫁為對生命的踐踏，恰恰是其心理扭曲的證明，而非任何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在同樣的絕望中，更多人選擇了另一條路：有人把痛苦咽進肚子里，在日復一日的沉默中堅強支撐；也有人終于鼓起勇氣撥通了心理咨詢熱線，或向朋友說出了那句“我快撐不住了”。這些非極端的選擇，告訴我們，臨界點之后，也有人及時轉身。

從涂爾干筆下的社會現(xiàn)象，到華北農家的家庭政治，再美國精英社會的“斬殺線”，最后落回武志紅所指的個體心理崩潰——我們發(fā)現(xiàn)，自殺不是任何一個單一原因可以解釋的孤立事件，它是社會結構壓制的力、經濟分配剝奪的利、文化倫理賦予的名，以及心理防線潰敗的痛，在某一瞬間交織成的死結。這也啟示我們，看待問題的視角要多元化。

如何盡可能地避免自殺，生活得幸福呢？研究是什么讓自殺未遂者停下來或許有啟示意義。從國家層面來說，不僅要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提高醫(yī)療水平，還要積極促進社會平等，積極維護人們的人格價值，解決自殺背后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

在社會層面，則需打破長久以來纏繞在精神痛苦之上的沉默與羞恥，讓求助既有路可尋、又無后顧之憂，使每一個身處困境的人都能在被看見、被傾聽、被接納的氛圍中找到支撐的力量。社會工作者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在這一領域中也是大有可為的。

對于個人而言，不斷培養(yǎng)自己強大的內心，多建立人生的支點，維護真實而溫暖的人際聯(lián)結。

也許，文明的尺度，從來不在于它造就了多少成功者，而在于它如何對待那些瀕臨墜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