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南亞研究通訊 ，編譯：陳子珩，作者：《自治》編輯部，原文標題：《編譯 | 印度人究竟如何剖析自身落后原因？》

凡是善于思考的印度人，只要身處海外，都親身經(jīng)歷過；凡是誠實的印度人，只要身處國內(nèi)，也都私下心知肚明：同一個人，擁有相同的基因稟賦、相同的文化熏陶，最終卻會因為身處不同的制度環(huán)境而表現(xiàn)出天差地別。問題根源不在于制造業(yè)產(chǎn)能不足、技術引進滯后，也不是因為長期過度依賴軟件服務業(yè)——這些都只是表象。

造成這些現(xiàn)象的深層癥結，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眼界狹隘、自負自大、志趣淺薄、目光短淺。這種弊病體現(xiàn)在國民性格層面，但其根源深植于印度的制度之中。當然，國民性格并非一成不變，但印度獨立近八十年來，整套社會與制度體系塑造出的主流人格至今仍是如此。

支撐上述論斷的證據(jù)不是零散的個別見聞，而是長期累積、遍布整個社會的系統(tǒng)性問題。食品摻假亂象存續(xù)數(shù)十年，反復引發(fā)民眾恐慌，卻又一次次被社會拋之腦后；各類升學選拔考試舞弊成風，已然產(chǎn)業(yè)化，大量培訓機構非但不制止作弊，反而專營幫考生鉆空子的門路。

印度自詡盛產(chǎn)科研人才，可無論哪屆政府執(zhí)政，研發(fā)投入占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的比例始終低得難堪；各類基建項目動輒拖延數(shù)年乃至數(shù)十年，掣肘工程進度的不僅是技術難題，更有貫穿項目每一個環(huán)節(jié)、層層盤剝的尋租行為（編者注：即利用權力和制度漏洞謀取私利）；選舉政治完全被政客靠現(xiàn)金和酒水直接收買，賄選早已司空見慣，反倒是一場干干凈凈、不存在賄選的選舉讓人覺得反常。各邦以及市政層層疊疊的合規(guī)審批條款，本意是監(jiān)管，實則淪為基層官員小額索賄的工具；樓房坍塌、橋梁垮塌、校舍坍塌，層出不窮；開車在路上隨處可見極端蠻橫的風氣，所有人都把公共道路視作最蠻橫者的私產(chǎn)；落到日常市井的細微之處：井蓋被偷去當廢鐵賣、火車車廂里的風扇也被偷偷拆走，無處不在的細碎破壞行為，昭示著民眾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幾近徹底的割裂。

上述亂象，若單獨來看，每一件事都各有直接而具體的解釋；可綜合起來，便能看清印度文明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全社會習慣于優(yōu)先追逐眼前的一己私利，漠視長遠的集體利益，人人都想從公共資源中盡可能多地攫取個人好處。人們的視野被局限在當下，道德關懷的邊界僅收縮至家庭、種姓或者裙帶關系網(wǎng)里。當踏實能干無法在體制內(nèi)獲得應有的回報，人們的自尊便只能靠抬高自身地位來填補——泛濫的特權文化、對等級禮儀近乎偏執(zhí)的執(zhí)念、離開身份排場就無法正常行事，皆是由此而生。

一、“WEIRD”之問

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提出“WEIRD”【編者注：即西方（Western）、受教育（Educated）、工業(yè)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Democratic）】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客觀且清醒的分析框架，揭示出印度當下的種種亂象不是單純的道德滑坡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制度缺陷。造就北歐和英美繁榮的整套制度體系，依托著一種特定的社會心理：信任可以突破血緣親屬圈層，普世道德準則不因親疏遠近有所區(qū)別，民眾自愿組建獨立于宗族的社會組織，具備延遲滿足的長遠思維，不會只顧及小圈子里的當下得失。而印度顯然不屬于這類WEIRD社會，其文明根基從根源上就與這套模式截然不同。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印度的本土特質(zhì)全然是短板。印度大小城鎮(zhèn)、鄉(xiāng)村中留存的社群互助精神自有價值：聯(lián)合家庭承擔著社會保障功能，地方寺廟、錫克教謁師所或清真寺發(fā)揮著維系社群聯(lián)結的功能，以及代代相傳的敬老傳統(tǒng)，這些能夠幫助社會中的每個人避免徹底淪為孤立的個體。這都是印度文明特質(zhì)中實實在在的優(yōu)勢。印度社會尚未完全分裂為孤立的個體，還保留著緊密的社群聯(lián)系，而高度個體化的社會早已丟失了這種聯(lián)系，如今又拼命試圖拾回。等級秩序以及隨之而來的尊卑敬畏，雖會固化某些不公，但也能避免社會滑向另一種無序的混亂。

可恰恰在國家最需要WEIRD式配套制度能力的領域，印度本土的這種非西式社會心理反而成了拖累：依托規(guī)則運行、不摻雜人情世故的公共機構難以落地；民眾很難對陌生人和競爭對手做到信任及公平對待；不愿為素未謀面的人們投入公共資源；無法放下個人臉面、服從機構公共目標。

印度面臨著一個特殊困境，進一步放大了本已存在的矛盾。像印度這樣幅員遼闊、懷揣宏大發(fā)展目標的國家，實際上卻別無選擇，只能搭建WEIRD式的規(guī)則制度，包括中立且獨立的司法體系、依規(guī)辦事的公職體系、公平競爭的市場、普惠全民的公共服務。要在囊括14億人口、橫跨多元文明、語言、生態(tài)的國土上實現(xiàn)有效治理，純粹依托親緣和圈層的特殊主義治理模式根本行不通。但印度深層的社會心理、沿襲千年的權力邏輯、文明底層思維，天然與這套制度框架相互排斥。最終形成一套堪稱最差的混合體制：殖民時期遺留、獨立后政府部分發(fā)展了WEIRD式制度的框架，卻硬生生架設在一套以人情關系、利益庇護和封建依附為底色的社會根基之上。殖民統(tǒng)治留下的只是制度形式，卻沒相應的文化內(nèi)核：有公務員考試制度，卻沒有無私為公的公職倫理；有議會立法機構，卻缺少理性辯論協(xié)商的共識；有獨立司法體系，卻沒有支撐司法獨立運行的制度自覺。八十年來，紙面上的制度設計與真實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鴻溝從未縮小，反而在諸多領域持續(xù)擴大。

二、問責機制的缺失

印度現(xiàn)在最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或許就在于始終沒能建立起有效的問責體系，導致各類亂象無人擔責。選舉民主每五年才對政府進行一次問責，且評判標準極其粗糙——買票競選、現(xiàn)任執(zhí)政優(yōu)勢、身份與種姓政治等因素都會扭曲選票所傳達的真實民意。而公務員、監(jiān)管官員、稅務人員、市政管理者、高校行政人員、企業(yè)經(jīng)營者，他們幾乎不用為自身決策造成的后果負責。糟糕的決策不會斷送他們的仕途，同時明智的決策也很難換來晉升。一套成熟體系自我修正的基本機制——即績效與獎懲的反饋循環(huán)，在印度被系統(tǒng)性地削弱了。

那么，應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值得另作探討。但在此之前，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需要回答：問題究竟出在哪里。這個問題的答案讓人感到不舒服，因為它指向的不僅是政策本身，更觸及深層的國民品格。性格塑造是周期最漫長的工程，比基建和制度搭建都更耗費時間。但關鍵在于，國民性格并非一成不變。一種社會文化能靠正向的風氣蓬勃發(fā)展，反之也會因負面的風氣走向衰敗。一旦社會風氣開始轉向，轉變速度將會遠超想象。更令人感到緊迫的是，世界不會停下來等待。

當前的地緣政治秩序正處于快速變動之中，任何一個規(guī)模龐大、構成多元的社會內(nèi)部都天然存在著離心傾向。這些離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向心力的制約，即清晰可見的國家目標與高效可靠的制度治理能力。當這種治理能力受到質(zhì)疑時，那些離心力量便不會繼續(xù)保持沉寂。關鍵的問題在于，身處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印度是否具備足夠的自我認知，能夠看清當下這股潮流究竟正朝著哪個方向前進。

作者簡介：《自治》雜志（Swarajya），印度一家具有明顯右翼/中右翼傾向的英文政論月刊及新聞評論網(wǎng)站，自我定位為“自由主義中右翼”平臺。該刊最早創(chuàng)辦于1956年，后曾?？?，2014年以數(shù)字媒體形式復刊，隨后恢復月刊出版。

本文編譯自印度《自治》雜志（Swarajya）2026年5月28日文章，原標題為The Topology of Indian Underperformance，原文鏈接：https://swarajyamag.com/commentary/the-topology-of-indian-under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