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谷雨星球 ,作者:卷卷兔
大家好,我是卷卷兔。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jié),祝所有關注谷雨星球大朋友、小朋友節(jié)日快樂,永葆童心!
很多人都在今天談論「保護兒童」,而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1958年寫過一篇文章《教育的危機》,有一句話放在今天讀很應景:
「教育存在的意義,就是在家庭和真實世界之間搭起一個過渡的緩沖地帶,讓孩子在有引領、有保護的狀態(tài)下,一點一點認識這個世界,而不是被直接扔進去,讓世界過早、過猛地砸向他」。
但過去這二十年,算法和社交媒體將其悄悄改變了。
一部手機,就能把孩子引向憤怒的評論區(qū)、減肥的焦慮,仇恨、謊言、欲望、成年人世界里所有的混亂,全部涌來。沒有老師和家長,也沒有任何緩沖。

■「算法正在讓孩子們無比不快樂」,而我們此前也在多篇爆文中寫過,算法引發(fā)孩子劇烈的情緒波動,似乎在操控他們大腦
慶幸的是,全世界的大人開始行動起來,保護孩子們。
就在最近,美國家長聯合起訴Meta、TikTok、Snap和YouTube,指控這些平臺故意設計成癮機制來傷害未成年人。與此同時,全球已有超過一半的國家立法限制學生在校使用手機,美國有26個州出臺了明確禁令。
這一切發(fā)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政策走在了研究的前面。大家都想知道:把手機收走,真的有用嗎?
現在,一項全美最大規(guī)模的校園手機禁令研究,終于出結果了。
但結論有點尷尬。手機確實少用了,但成績沒有明顯提高,出勤率沒有變好,校園霸凌沒有減少,學生停課處分率竟然還上升了。
有美國家長失望地說,「手機拿走了,孩子們并沒有變好」。

■很多媒體給這個禁令的評價是「一言難盡」、「喜憂參半」

最嚴禁令之后,成績沒有起飛
先看這項研究本身。
論文是今年4月發(fā)布,作者團隊來自斯坦福、杜克、賓大和密歇根大學的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等人。
而之所以稱之為「全美最大研究」,是因為它追蹤了全美4萬多所中學和高中,比較用Yondr手機袋控制手機的學校,和沒使用這個措施的學校。
所謂Yondr手機袋,就是學生早上到校后,把手機放進一個帶磁力鎖的袋子里,袋子整天打不開,直到放學才能解鎖。
研究者用GPS信號、考試成績、出勤記錄、紀律處分、教師和學生問卷等數據,想看看這種強硬的禁令到底有沒有用。
第一個結論,手機確實被趕出了課堂。
用上手機袋后,校園內手機GPS信號明顯下降。到第三年,學校上課時間的設備信號大約下降了30%。教師問卷也顯示,學生上課時出于私人原因使用手機的比例,從61%降到了13%。
這說明禁令不是擺設,學生真的少玩手機了,老師們也確實松了一口氣,「至少在課堂上,那種手機一震、眼神一飄、全班注意力被拉走的場景少了很多」。

■在學校實行手機全面禁令的州有26個
可接下來的數據,就沒那么好看了。研究發(fā)現,手機袋政策執(zhí)行后的前三年:
-學生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平均變化接近于零,高中生數學成績有一點點提升,中學生成績甚至出現了很小的下降。
-出勤率幾乎沒有變化,慢性缺勤也沒有明顯改善。
-學生自我報告的課堂注意力沒有提高,
-對網絡霸凌的感知也沒有下降。
更讓人意外的是紀律問題。
禁令執(zhí)行第一年,學校停課處分率上升了大約16%。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和執(zhí)行禁令本身有關。學生違反規(guī)定,老師和管理者需要處理,沖突就被推到了臺前。也可能是一些孩子沒有手機可以「自我麻醉」后,開始把情緒轉向同伴沖突。

■這次調查囊括的州
不過,好消息是,到了后續(xù)年份,處分率上升的問題逐漸消失。學生的主觀幸福感也經歷了先下降、再反彈的過程,第二年后轉為正向。
斯坦福的參與學者Thomas Dee因此提醒外界,不要因為成績沒有立刻提高,就急著把這項政策丟掉。他說,建立一個真正有效的無手機學習環(huán)境,需要時間和耐心。
從這個角度說,手機禁令的結果更多是喜憂參半。它解決了課堂里的直接干擾,但它沒有兌現很多成年人最想要的那個承諾:
「把手機拿走,孩子立刻專心、成績變好、社交恢復、心理健康改善」。

為什么手機拿走了,孩子還沒變好?
美國這輪校園手機禁令,聲勢非常大。
截至2026年,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州已經出臺限制學生在校使用手機的法律;全球也有超過一半國家通過立法限制學生在校接觸手機。
可想而知,支持者基本都是成年人。
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的調查顯示,74%的美國成年人支持中學生和高中生在課堂上禁用手機。只有41%的美國青少年支持課堂禁用手機,支持全天禁用的比例更低,只有17%。

最舉雙手贊成的是老師們。
一位美國老師就說,「老師不能既教書,又當紀律員、技術警察、情緒消防員。如果沒有行政支持,在班里禁手機都很難執(zhí)行」。
但很多人都沒醒到,這也是禁令沒有快速見效的第一個原因:學校把手機收走了,卻把執(zhí)行壓力丟給了一線老師。
很多學校的政策寫得很漂亮,到了教室里,就變成老師和學生每天拉扯:
手機到底放哪里?誰來檢查?學生說沒帶,其實帶了備用機怎么辦?孩子用智能手表、耳機、電腦繼續(xù)聊天怎么辦?家長臨時找孩子,學校怎么轉達?
還有相當一部分家長,因為美國太多校園槍擊案,不敢不讓孩子帶手機,也強烈反對禁令,讓老師承受了很多壓力。
這些細節(jié)不解決,禁令就會變成一場長期消耗。

■老師的心聲「手機禁令壓力都傳導到我們這兒了」,評論區(qū)的留言亮了
第二個原因更讓人無語,手機沒了,還有別的屏幕。
這次研究關注的是手機袋,但美國課堂里,Chromebook、平板、筆記本電腦已經非常普遍。很多學校把手機鎖了,學生還坐在一臺聯網電腦前。
福特漢姆研究所的學者亨利·塞頓就說,「禁止使用手機就像鎖上前門卻敞開后門一樣」。
如果一個孩子已經習慣了持續(xù)刺激,他會從一個屏幕轉移到另一個屏幕。背后最根本的問題是,孩子已經很難忍受無聊、等待、慢速反饋和沒有刺激的學習過程。

■WSJ的長文《Youtube接管了美國課堂》,家長們發(fā)現孩子們沉迷于用學校發(fā)的設備刷視頻,例如,三個月內一個孩子就觀看了13000個
第三個原因,是回家后沒管控好。
學校只能管住白天的七八個小時,孩子放學以后怎么過,才決定了手機到底有沒有真正從生活里退場。
有老師就發(fā)現,孩子回家后報復性刷到半夜,第二天睡眼惺忪地進課堂,那學校再禁也沒有用。

「數字自主性」
手機禁令和很多人家里的管理方式,都很容易掉進一個誤區(qū),就是把手機當成一個「物品」,好像東西拿走了,誘惑就沒了。
可對這一代孩子來說,手機已經不是一個單獨的物品。它像一個裝滿替代品的容器,里面有游戲、短視頻、聊天、同伴關系、音樂、情緒出口、秘密空間,還有那個永遠不會拒絕他的算法世界。
它反而解決了無數種心理困境。
有些孩子沉迷手機,是因為現實太難受,班里沒朋友,回家父母也不談心,手機可能是他唯一能獲得回應的地方。
而如果一個孩子長期焦慮、抑郁、壓力大,或者除了寫作業(yè)和考試沒事情做,也沒有能沉進去的興趣,那短視頻和游戲可能是他讓自己暫時麻木的方式。
這也是手機最可怕的地方,它不只是搶走時間,還悄悄替代了生活。當真實生活越來越貧乏,手機當然會贏。
這也是為什么,有些學者會提醒,手機禁令不能一刀切。
哈佛教育學院的EdCast播客節(jié)目里,兩位學者就討論過一個很少人想到的問題:手機有害,但對不同孩子,它承擔的功能不一樣。
比如對一些有家庭照護責任的孩子,全天離開手機會放大焦慮。對一些神經多樣性孩子,數字設備甚至是學習輔助工具。
她們也提醒,學校不能被當成解決青少年手機和社交媒體問題的唯一出口。她們在英國做過一項研究,比較限制手機和允許手機的學校,發(fā)現限制政策確實減少了校內使用,卻沒有顯著改善學生整體心理健康、身體健康和教育結果。
當然,這并不是替孩子玩手機開脫,只是這些學者的視角提醒我們,手機問題很復雜。
如果沒有真正健康的關系、互動和連接,去解決孩子這些心理和情緒需求,只靠命令壓下去拿走手機,最后很容易變成更隱秘的對抗。
就像無數家長在社交媒體吐槽的,孩子偷偷準備了五六個二手手機,甚至找同學借來手機,夜里躲在被窩里刷。
這些數字原住民繞過限制的能力,往往比大人想象中強得多。

■這一期播客來自哈佛大學和伯明翰的兩位學者,很有料
哈佛的播客里,學者們提到一個概念,叫digital agency,可以翻譯成「數字自主性」。
即一個人在技術世界里,能夠擁有有意義的選擇、清晰的意圖,以及對技術如何進入自己生活的控制感。
更具體來說,是一系列關于「怎么用電子產品」的自我認知:
我什么時候需要手機,什么時候該放下?
我為什么想刷,是無聊、逃避、焦慮,還是我真的需要休息?
我能不能忍受10分鐘沒有刺激?
我能不能在同伴都在線的時候,仍然做一點自己的事?
我能不能把手機當工具,而不是把自己交給它安排?
孩子總有一天會離開學校,上大學和去工作,嘗試一個人獨自生活。那時候沒有老師站在教室門口收手機,也沒有父母每天檢查屏幕時間。
如果一個孩子只在管控中學會了「有人管的時候不玩」,那他就沒有真正獲得自由。

阿倫特在《教育的危機》里還說過另一句話:「教育,是我們決定是否足夠熱愛這個世界、以至于愿意為它承擔責任的時刻」。
這句話放在兒童節(jié)這天讀,有一種特別的重量。
雖說手機禁令沒有得到爽文一般的結果,也戳破了大人們對教育的一個幻想,「只要把壞東西拿走,孩子就會自然變好」。
但更重要的是,碰壁了的大人們依然還沒有放棄。
我們還在為孩子應該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里,爭論、較勁、摸索。我們還在試圖在算法和孩子之間,重新搭起那道本該存在的緩沖。
這件事沒有答案,只有一點點摸索出來的方向。
愿算法時代的我們,依然擁有力氣,繼續(xù)為孩子爭那一點點喘息的空間。
